兩蔣一嚴時代的「一嚴」也是嚴家淦總統,他穿插在蔣公與經國先生的中間三年,是財經專家,也是「新台幣之父」。我並不把兩蔣神格化(基督徒的原則上也不允許),只是內心仍對他們偏正面評價,同樣的,嚴總統也是!他三年內持守有功,我一視同仁。至於中華民國遷台後的總統當中,個人對他們三位的名次,我都同排第一。相對之下,兩蔣一嚴的勤政肯定不遜色於近幾十年來的這些民選總統。(這樣用字遣詞對綠營人士以及李馬各自的支持者來說,算客氣了吧?XD)
之前也分享過《
中華民國遷台後GDP增長率統計》,是敝人自己上行政院總計處的官網搜尋到的數據,可供參考:一般來說,大眾會把「經濟起飛」比較歸功於經國先生。
但逐年來看,蔣公任期每一年的GDP成長都是特別高的狀態,有兩年甚至破30%;而後來的經國先生雖然推動經濟有功,但觀察他任內的每年GDP成長,都還是沒蔣公來的高。當然,不是說蔣公就比經國先生出色,但若無蔣公與他任內手下官員共同努力之下的奠基(兼嚴總統與任內手下官員共同努力之下的守成),又如何有經國先生與任內手下官員共同努力之下的經濟起飛?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兩蔣一嚴經濟穩定」的憑據呢?答案是:「自民國38年12月至民國76年7月14日解嚴為止,台灣很少出現過因民生問題而引發的重大黨外運動或相關報導,以現有紀錄來看,僅有民國62年的『衛生紙之亂』以及民國73年『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簡稱『勞支會』)成立後的黨外運動。但『衛生紙之亂』很快就穩定,至於『勞支會』發起過幾次勞工運動並不詳?」注意!我所指「民生問題」指的是各行各業、一般大眾日常生活的生計問題,也就是全民生活品質。一個國家的經濟好壞,會直接影響民生。經濟穩定,全民的日常生活品質肯定會比較好,反之則不然,此乃常識!但不是說有開始出現這樣的黨外運動就代表全民生活品質已經大退步,政府當時收到陳情隨即改革的話,經濟又改善的話,此聲浪變小了,也表示當年的政府有心、有在做事。
至於所謂「黨外運動」,因為戒嚴時期的背景,所以黨禁,只有中國國民黨、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國青年黨等三個合法政黨運作,在民主進步黨在民國75年成立之前,無黨籍人士以「類似政黨形式」進行的民主運動,就是「黨外運動」。由於當時嚴禁遊行、抗議、集會,少有人民發聲的管道,而推行「黨外運動」的無黨籍人士就成為了人民難得一用的管道,五零年代以「黨外活動」為名的台灣民主活動就以零散方式存在著。黨外運動當中,還出現了像是郭國基(臺北市)、吳三連(臺南縣)、李萬居(雲林縣)、郭雨新(宜蘭縣)、李源棧(高雄市)、許世賢(嘉義縣)這樣的勇敢政客,他們勇於批評執政當局,並稱臺灣省議會的「五龍一鳳」而聞名。
先談蔣公、嚴總統那些年(民國38年至67年左右)來推行的黨外運動,不外乎就是訴求「自由」、訴求「人權」、訴求「開放」、訴求「申冤」(濫捕下必有冤情),甚至還有人敢訴求當時國民很少訴求的「台獨」(但在戒嚴時,台獨行同叛亂),可是,
除了民國62年的「衛生紙之亂」以外(詳見《
46年前的衛生紙之亂 蔣經國孫運璿怎麼抗漲?》)
,就是沒有其他訴求「重大民生問題的解決」這方面之案例。當然,國內各地機關、產業不可能一直完美!
總會出些小聲音、小怨言,就像你待在一間公司久了,你一定會對員工待遇上會有不滿的地方。不過,從最基本的民生問題去看
,如果遷台後的政府在普遍經濟長期低迷的狀況下,面對問題還是比照民國34年至36年「省政府」敷衍又霸道的處理態度?即使在「威權」下限制到集會自由,
民生、經濟等怨聲累積之下,恐怕不出幾年又再發生一次228的悲劇?(228在此就不多談了,免得模糊焦點)以當時局勢而言,國家經濟長年弄不好的話,不用等到民國64年蔣公過世,只怕政府就先提早垮台了?但是有嗎?(有的話也不會發展到今天了)
就算蔣公任內時曾發生能像「衛生紙之亂」這種影響到大層面的民生問題,對照總計處的GDP成長(單位:百萬元台幣),民國62年第四季仍維持在42.03%(「衛生紙之亂」於當年9-10月發生)。短期內解決嚴重的民生問題,政府肯定有兩把刷子,就讓我們看一下當時的背景:
民國62年(1973)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為了打擊對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宣布石油禁運,暫停出口,造成油價上漲,原油價格曾從1973年的每桶不到3美元漲到接近12美元,造就全球性的「第一次石油危機」。此危機也波及到台灣,物價飛漲、一時嚴重衝擊經濟,日用品皆漲,當然引起消費者的不滿,而誰都沒想到國內漲風是由價錢很便宜的衛生紙所引起的?當時民間消費者也奮起加入抗漲行列,嘉義地區的婦女團體便在10月8日發起「少買少用」運動,以抵制漲風;全國商業總會、台灣省商會及台北市商業會等一百餘個各級工商團體,也在10月初開了一個穩定物價座談會,還簽訂不哄抬價格的自律公約;這算是一場為「日用品」而戰的黨外運動。這也是中華民國遷台以來,蔣公時代最大的一次經濟危機。
同年10中旬,時任行政院長的經國先生又在行政院會作出四項決定:「一、必要時取消限制設廠之一切措施。二、對出口之日用品,如國內缺貨者,立刻停止出口。三、日用品開放進口,對採購地區不加限制。四、原8日已公布的協議價格若有偏高情形,工業局將就其成本及利潤詳細調查與調整。」一連串的經濟措施,成功抑止9月初至10月下旬的漲風,不過一個月。那時中華民國剛退出聯合國沒多久,遭遇經濟大問題,然而在蔣公、經國先生,以及當時的經濟部長孫運璿等人的善後處置妥當,還有官員、人民的合作努力之下,短時間內就解決了此問題,也並沒爆發什麼激烈衝突(端看現今為了民生問題的抗議活動,三不五時爆發激烈衝突的台灣......)。
再看經國時代的「勞支會」問題,且從總計處的GDP成長(單位:百萬元台幣)來看,經國先生在時的民國70年至71年,曾從18.55%一口氣掉到7.39%,民國72年至73年稍微回復並維持在11%以上,但民國74年又一口氣掉到4.84%,起起伏伏之下,顯然那年財政出了問題,對照來看,起因應是勞資糾爭?不過民國75年回升到16%以上,應是政府聽取民間意見有所改革之下的結果,經濟還是有在千鈞一髮之際穩定下來。而在那段時間GDP降昇差距頗大的變動下,在國內、國外的研究中,中華民國仍是「亞洲四小龍」的榜首,相信很少人否定吧?
請先別拿什麼「陰謀論」說是可能當時政府有封鎖消息、刻意報好不報壞喔!(否則我是怎麼麼知道「衛生紙之亂」或「勞支會」的?)正所謂:「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如果真有發生過所謂「反應各機關財政長期吃緊」、「反應普遍農民虧損嚴重」、「反應普遍勞工薪資不公」、「反正普遍產業不景氣」、「反應全國貧富差距懸殊」等黨外運動,總會留有蛛絲馬跡吧?可怎麼僅見「衛生紙之亂」、「勞支會」這兩筆呢?這可不是說政府想封鎖就能夠完全封的住的!當然,每個時代一定有出狀況的時候,也一定會有人有怨言,甚至能猜想到當時也一定會有人因受不了工作環境的緣故而尋短見,不過這些狀況應該已成個案,至少民生問題還不足以對戒嚴時的緊繃狀態添亂,使國家更為動盪;即便受國際經濟的情勢影響下有此大問題,當時也迅速、有效解決了。
接著說說「相關報導」,那時也有報禁,但除了國營報社,還是有些民間的地方報社,像是民國36年10月10日創立的《自立晚報》(後亦隨政府遷台)以及民國39年1月成立的《民眾報社》,而《民眾報社》的創報人就是吳三連。吳三連在《民眾報社》的經營上向來秉持客觀、中立、本土的原則,為當時的臺灣留下一小片言論自由的空間(好像把那些把戒嚴時期形容成「什麼話都不能說」的泛綠論點打臉了XD)。《民眾日報》也常因報導有關黨外運動、中國共產黨與鄉土等當時被認為是敏感性的新聞,因此三不五時就會受到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文工會)、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等機關的新聞檢查,即使如此,它在當時仍有為人民發聲的效果。《自立晚報》也是!一向以「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為理念,發行宗旨是:「完全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以民眾的信心與希望,替民眾說話,忠實報導,善意批評,積極建議,抨擊壞人,歌頌好人,作為政府與民間進一步合作的橋樑。」
暫且撇開這兩所報社皆曾因政治因素而被停刊過的事件,假使蔣公、嚴總統年間,國庫吃緊了,或是好幾個縣市的大量民眾長年來果不食腹,或是工廠連續倒了好幾間,這些足以動搖國本的與重大民生事件,民間合法報社應該也可以報導啊,但是報在哪裡?也許「衛生紙之亂」有報,那其他民生類報導呢?如果又拿「陰謀論」說新聞檢查時報導被河蟹掉了,不好意思,我說過:「凡走過必留痕跡。」若真被報導過的話,假使有心遮醜而拿掉,甚至還銷毀掉,總會遺留些傳聞吧?
像《自立晚報》都曾因副刊〈萬家燈火〉刊載香港報紙剪稿〈草山一衰翁〉,結果被保安司令部對號入座,認為是影射當時寓居草山(陽明山)的蔣公,指涉對蔣公不敬而差點「永不復刊」(不過我覺得這處分並非蔣公本意,而是保安司令部獨斷,否則為何不到一年的光景,當時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經國先生又准許報社復刊?),後來又有被停刊兩次,成就這三次停刊的導火線之報導有被政府沒收了,但據遺留的傳聞以及紀錄相關事件的筆記來看,這些風波屬於「文字獄」。而我之所以提這點想說的是:「民國38年至民國76年期間,沒有任何一間報社是因為報導有關『政府對經濟發展施政不力』的內容而被勒令停刊的,被停的幾乎都是因為政治因素,最重要的是身為老百姓的我們事後尚能對這些事件略知一二。」
像《自立晚報》這種因著「文字獄」的誤會而受害,此事對政府機關來說應是不堪的汙點,但是被政府河蟹掉了嗎?我們都清楚地查得到當初被停刊的導火線是那些報導內容、我們都可以知道《自立晚報》第一次停刊是因為〈草山一衰翁〉的剪稿,我們都可以知道是保安司令部誤判之下的「文字獄」,而〈草山一衰翁〉的文章內容有保留下來,我們都看得到,證明什麼?政府連這些有關「文字獄」的一切紀錄與傳聞都無法河蟹了!還能遮掩什麼「經濟施政不力」的報導資料啊?再回頭說,如果蔣公時代真有發生過報社因報導有關「政府對經濟發展施政不力」的內容而被政府企圖遮醜而停刊,怎麼沒有半點傳聞留下來呢?也就是說,國家這些年來整體經濟與民生還算穩定,這環節沒出大亂子,除了民國62年「衛生紙之亂」外,也就比較沒其他關乎民生的報導了。當然,進入經國時代,民國71年起應該會有些民間報社就著手去報導有關「勞資衝突」的警訊(GDP都大幅下滑了,不過還是比姓李、姓陳的傢伙強XD)。至少《維基百科》是這樣說的:「八零年代,勞資糾紛不斷。」在同總計處紀錄的GDP對比之下,應算基本根據。不過,我還沒找到當時的報導此事的報紙。但也不因此先妄斷是政府湮滅證據,也可能是很多報社已經倒閉而文件有所失傳的緣故?(台灣當年有許多報社至今都不存在了)但那時出現的經濟警訊已算留下一二了?
總結以上,兩蔣一嚴的時代若是經濟常常不穩定的話,肯定會有大量訴求專門這類的黨外運動(綠營早拿這種藉口來批評蔣公了)、肯定會刊登在哪一家報社的報紙上,就算報禁,總會遺留一、兩件的報導吧?(也不排除因報社停止發行而失傳的可能性?)若還再要推斷是政府有意封鎖相關訊息,連蔣公時代的《民眾日報》、《自立晚報》等報社都沒聽說過因為報了類似「某縣某市嚴重通貨膨脹、大量民眾失業」、「多家工廠惡性倒閉,百名員工無預警、無資遣費失業」、「農民在集會限制下求助於黨外人士訴諸收成不力的民意」等民生問題而被停刊、停報?若有,就算被停刊、河蟹,應會遺留痕跡?連發生過的民運總有馬腳,賴也不賴不掉!但是,現在只能找到相關民運的只有蔣公時的「衛生紙之亂」、經國先生時的「勞支會」等冰山一角,而可能存在的相關報導目前尚缺(但應該發生過,不過現在僅能從目前媒體的「歷史回顧」去揣測),還有「勞支會」當時活動是否過於頻繁已然成謎?也不敢說民國70年至75年間報社針對此類新聞有過頻繁報導(政府控制財政以致GDP有所改善的跡象,也可能使普遍報社針對民生問題的聲浪變小,「衛生紙之亂」就是很好的範例),就表示那些年的經濟發展、全民品質還算是穩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