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祐的道教研究　作：李遠國

　　王家祐（1926~2009），字宗吉，1926年8月生於成都，祖籍四川廣安。生前系四川省博物館研究員。1948年畢業於四川大學文學院史學系，師事史學大家蒙文通先生。1951年6月至1995年5月，在西南博物院從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曾參加過建國後重慶地區的第一次戰國墓葬考古發掘工作、西南地區文物的展覽工作，並主持了彭州竹瓦街窯藏文物的發掘工作。1953年，入北京大學進修。1955年5月至1956年12月在四川省文管會從事田野考古工作。1957年1月，調入四川省博物館從事文物研究工作後，曾相繼參加廣漢三星堆的早期考古調查、長江三峽的考古調查、彝族地區的文物考察、成都羊子山歷代墓群和土台的考古發掘等工作。

　　王家祐先生為著名的考古學者，在文物考古、民族史和道教史研究方面，都有著相當突出的成就。其論道教文章，大體上可分三類。一是關於道教源流的討論，無論是道教史總體性研究，或是斷代研究和人物研究，皆有他自己的卓見，不落俗套。二是與道教文化交叉的民族史研究，他運用考古學與民族學的方法，對道教與西南各少數民族的關係進行了研究。三是對道教造像、宮觀等的田野調查研究，這是結合他的考古特長，在宗教藝術方面進行的探索。

李遠國，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王家祐先生所學專業是考古史學，曾作為馮漢驥先生的助手，參與三星堆早期的發掘與考古。在文物考古、民族史和道教史研究方面，都有著相當突出的成就。早在1960年，文物出版社就印行了他的《四川船棺葬發掘報告》，此後又公開出版《涼山彝族奴隸社會》、《四川石窟雕塑》等專著。他在青壯年時曾雲遊於寧、滬、杭及巴蜀道教聖地，師從高僧名道，研習禪修道術，後投拜青城山道教龍門派碧洞宗門下，道號宗吉。他結合考古和民族學研究道教，著有《道教論稿》、《王家祐道教論稿》、《青城仙源考》、《道教之源》（合著）等，並擔任中國道教協會理事、四川省道教協會顧問、中國道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長。

　　王家祐先生一生酷愛讀書，勤於思考，常有與眾不同的見解。其論道教文章，大體上可分三類。一是關於道教源流的討論，無論是道教史總體性研究，或是斷代研究和人物研究，皆有他自己的卓見，不落俗套。二是與道教文化交叉的民族史研究，他利用《山海經》等古籍，運用考古學與民族學的方法，對道教與西南各少數民族的關係進行了研究，他在《道教簡說》中講到：「道教是中國人創造的，是漢族與各兄弟民族古代信仰的總和。道教也是活動在中華民族活動域（九州島）許多民族文化的宗教化產物。」在此領域中左右逢源。三是對道教造像、宮觀等的田野調查研究，這是結合他的考古特長，在宗教藝術方面進行的探索，這種研究的方法，在早期道教研究的實踐者似他為第一人。

一、道教源流的歷史考辨

　　關於道教的源與流，是學術界一直關注的熱點，許多學者對此投入了大量精力，王家祐先生亦是研究道教早期史的重要人物。他指出，早於張家道流行於巴蜀的「李家道」，實際上就是原巴蜀氐人所崇奉的「五斗米巫」。張陵改造五斗米巫為正一道，是黃老之學與西南米巫的融合。在族系上張氏是中原漢族，米巫則是四川土著（原巴蜀）之民。張陵開鹽井制十二女巫的地方叫「陵州」。此「陵」字與「嘉陵」（嘉良夷、犵狫）相同。反思之「張陵」是否指山谷獠居之張陵？為張道陵而非中原張陵？今所傳張天師像虯髯、碧瞳方、高鼻，皆與「老子」相同。繼承李家道之張道陵似南人老聃（李耳？），而異於「貌若好女」的張良。張良在陝南留壩山中與赤松子遊，已固有其淵源。其子孫遷居於蜀者：彭山縣張綱，張天師叔祖張辟疆，葬於樂山市，兩人所居皆在「獠」區，或其母系（妻族）本巴蜀土著？或此張姓本與蜀中李姓同，乃巴蜀民所改之漢姓（且從母姓），而非中原漢族的「李氏」與 「張氏」。最能代表李家道的是成漢李氏（302-347），它們的族系是「巴氐」，是「賨人」。四川雅安有漢「賨矦之贐」銅印出土，四川重慶冬筍壩有「中人」戰國小印出土。賨人是虎族，由楚地「逆江而上」的鄨靈以「開明獸」名其國，亦為虎族。

　　「李家道」的許多神仙皆以「李」為姓，這是四川秦漢道教或方士的特色。而蜀王後裔的李冰，亦為精通方術的道人。《史記·河渠書》云： 「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冰非中原人，不知其姓氏，若中原人，未有不記其姓氏之例。立於廣東英德縣張九節廟中的《桂陽太守周憬功勛銘》，是熹平三年（174）刻，碑文辭云「感蜀守冰絕黎魋……」，亦不知其姓。所用「黎魋」 二字，非僅述其穿岩通水，鑿平險灘；亦兼有 「牛鬼鳥巫」之敵族貶義辭。《楚辭·天問》「鮫魚何所，鬿堆焉處？」王注云「鬿堆，奇獸也。鬿一作魁」。《山海經·東山經》：「有鳥焉，如雞而百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鬿雀，亦食人。」《大荒西經》中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大鵹，一名小鵹，一名青鳥」。又云「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名曰鳥」。這些異寫異名都表徵著古蜀鳥族，被龍虎族代換後所留史影。秦滅巴蜀，又利用四川民族內部矛盾取得安定。在三封蜀侯後，且以蜀王後裔為蜀守。李冰是蜀王後裔，蜀中李姓仙道的「君師」。道教神仙傳說以李冰為川東魚鳧人，乃本蜀中李家道之記載，不可否定。五代蜀王封李冰為太安王在青城後山，亦與道士李玨並崇為神仙。四川奉李冰為「川主」，神像額上有一豎目，或源自蜀人「縱目」 （出於羌系的藏人亦多嵌豎眼）。今所謂「二郎神」，初為「氐羌獵神」楊戩，後為「李二郎」，宋為「趙昱」。楊戩、靈官、華光等神皆「三眼」。古蜀人縱目或「連眉間一目」，是額飾的習俗特徵。

　　從《華陽國志》中所記李冰事，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為天彭門。天彭門是蜀人魂歸天上之所經關口。今本《蜀王本記》云：「李冰以秦時為蜀守。謂汶山為天彭闕，號曰天彭門。云亡者悉過其中。鬼神精靈數見。」此云亡者當指鬼魂。人過地上「天闕」，即升於西陵岷山，魂歸天上天門。李冰至湔氐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仿佛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瓚。此立三祀三所，或即「天師道」的「三官」（天、地、水三官，一說為唐堯、虞舜、夏禹）。又記李冰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能與江神要盟的李冰，當是蜀山族的巫師（天師道的君師）。又李冰化牛斗都江江神；操刀入水與溷崖水神斗，皆見冰非凡人，乃蜀之巫師、君師。此外，李冰識劑水脈。「劑水」即鹽鹵水，伏流地下而能「識」又能開發，非蜀族長者君師不能辦。李冰、張陵皆服鹽神，開鹽井。李冰歸魂天彭，葬在四川什邡縣。在什邡洛水鄉後城治廟後，有李冰「禮斗峰」，相傳李冰曾「禮斗」於此峰。宋人在此刻「禮斗峰」三字。字為宋朝初年李公受題。李公受自稱是李冰後裔，曾任遂州知州，重視水利，專誠來此掃墓，並刻題「禮斗峰」三字。綜觀以上引述，李是蜀中李家道的神仙人物，秦改蜀侯為蜀郡守後任用的蜀人。張陵承繼改革「五斗米巫」 建立正一道，中央教區設在彭縣山中，並劃「公墓治」為二十四教區之一。二十四治皆以蜀中獠民為道教「種民」，李冰歸葬地亦其祖蜀人「種民」所居。

　　對於傳說中的古蜀仙人，如陰長生、王方平等，王家祐先生也逐一進行過梳理，肯定其中許多人物的實在性，並且得出上古仙術多源於蜀的結論，從而闡述道教產於巴蜀地區的必然性。他指出，《雲笈七籤》所言：馬明生，齊國臨淄人，本姓和，字君寶。為賊所傷，玄都太真夫人救活之，隨侍夫人入東嶽石室，乃易名姓，自號馬明生。後隨安期生受九丹之道，隨安期西之女幾，北到圓丘，南至秦廬，潛及青城九嶷，授以太清金液神丹。漢靈帝時太傅胡廣知其有道。陰長生敬事馬明生。乃將長生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為金以示之。後於平都山升天。自敘雲：漢延光元年，天仙積學所致，不為有神。《歷代真仙體道通鑒》卷13言：安期生以道授馬明生，馬明生授陰長生，陰長生授爾朱先生。他還徵引明代徐道《神仙通鑒·佛祖傳燈》卷9言：陰長生在北邙（嶲州，今西昌）謂張道陵曰：我從馬鳴生三十年，遂將我入青城山，煮土為金以示我。立壇西南，授我太清金液神丹之經。臨別曰：吾即蜀之青衣帝也。所謂「青衣帝」者，指蜀山開國之帝蠶叢氏。

　　蜀有蠶神馬頭娘，乃犬封（犬戎）盤瓠所婚之女。犬封在西王母昆侖虛（龜山，蛇巫山）。犬戎見於巫書《大荒北經》：首敘「附禺」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當於今嶓塚山）。有先民之國（當即「叟」），有盤木千里（當即度朔山之蟠桃木）。西有禹所（居住）積石山。有儋耳之國，有人面鳥身玩蛇的禺疆神（人鳥族），有虎首人身玩蛇的疆良神，有九首人面的九鳳。有成都戴天山。有共工（即崇伯鯀）之臣名相柳，九首蛇身自環蟠。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鐘山（崇、濁、蜀）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黑水之北有人有翼（羽人即神仙），名曰苗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釐、斄、犛通假）。有神人面蛇身，直目正乘（縱目人有立目在額上），是燭九陰，是謂燭龍。以上摘引大約可見：附禺即蜀之綏山桃都。即鳥人、蛇、虎所居之「昆侖」。相當於今甘肅南嶓塚（岷山北區）。古蜀之蠶叢氏（即西陵氏）與黃帝為婚，地當今川青甘邊區，赤即考古彩陶文化地區。《水經》以雒水出三危山，三危是蜀之西山。今橫斷山脈阿壩、甘孜兩藏區及「羌塘」即古三危。《海外西經》巫鹹國在登葆山（靈山），群巫從此上下。軒轅之國在此窮山（崇）之際。靈山之西有沃野。有氐人之國，炎帝之孫名曰靈恝，靈恝生氐人是能上下於天。以上所引《海外西經》實指川西崇山（鐘、蜀、岷）有巫咸國（巫載即巫哉），群巫在靈山（登葆）上，能通天地鬼神。有夏後開珥兩青蛇乘兩龍，在天穆之野。《竹書》顓頊產伯鯀，在穆天之野。此穆天之野有氐人，即崇伯鯀（夏禹之母）之族。「禹學於西王國」即歸養於舅家「女和月母」之國，即姜姓羌族。此氐羌天穆之野，即姬姜姻婭之沃野。 「穆天之野」之部族聯合酋長非周穆王，實崇伯鯀。顓頊死即復蘇，乃指生伯鯀，鯀即「魚婦」。後蜀有王名魚鳧，即鯀母生禹之後。

　　崇禹生於西夷（或曰西羌，或曰西僰），在今汶、北川一帶。禹本大巫顓頊之孫，由西山（崇、巫、靈）東漸於今之巫峽。又由夔州魚復沿江上溯，至於今溫江。《神仙通鑒·佛祖傳燈》卷15：「紫陽上道真君李八伯，即魚鳧（王）。妙應明香真人李真多，即望帝（杜宇氏）。威鳳山（石斛山）伏虎真人張伯子。」蜀中王侯隨巴陵侯姜叔茂綏山得道，實有昆侖崇山的淵源，遠在夏（羌）周（氐）。

　　青衣帝蠶叢氏即西陵氏，亦即瞿唐、雷塠。 「雷塠」不僅指限於西陵氏。凡蜀國名王之神崖如鱉靈、魚鳧皆可稱之，蓋概指神祖也。就蘆山縣（古青衣縣）考古發掘戰國墓及開明王城遺址看來，青衣神可以概指開明王鱉靈。 《四川通志》：「金堂山……金堂峽中舊有崖龕，鑿有形像奇古之人物。舊以『山皇廟』稱之。可能為宋修復水道，紀念鱉靈而刻以奇古之狀，非一般中原衣冠之禹神。」鱉靈，民間以治水之神：冰夷、鱉令、王冰（叕）、李冰皆功同神禹也。重慶市塗山禹廟神像亦奇古。鱉令鑿金堂峽，金堂靈山又名「浮山化」。浮山化即巴山化鱉令自楚溯江而上，鱉靈為巴人。鱉靈王之子王子晉受道於浮丘伯。浮丘伯姓李，李昌利與李八百皆隱金堂山。《全後漢文》卷36：「呼虎為『李耳』。俗說虎本南郡中盧李氏公所化。」中盧是今湖北襄陽，正是巴人盧戎之居。楊雄《方言》：「虎，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實蜀楚之稱呼。周西土八國：戎、蜀、羌、矛、微、盧、彭、濮，其中無「巴」。廩君之巴（祖白虎）與開明（白虎）鱉靈當為一系。「李耳」為李公所化，知「李」姓為虎巴鱉靈後裔，本虎之夷語，改為漢氏李姓。李浮丘、李八百、李真多……蜀中李家道神仙淵源於白虎（開明獸）之神威崇拜。開明王（虎王）之後裔多以李為姓。崇拜危崖雙峰之俗，又有立大石於廟以表神祖者。《山海經·海內經》：「太皞（伏羲）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為巴人。」《路史》以後照降生於巴，生顧相。顧相即《後漢書》的務相（廩君）。伏羲為虎族，其祠曰密畤，號「青帝」。

　　《路史》前紀四：「蜀之為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拍濩、魚鳧各數百歲。逮蒲譯、俾明時，人民椎結左言，不知文字。最後乃得望帝杜宇，是為滿杆，蓋蜀之先也。自叢帝以來，帝號蘆保。」拍濩又作栢灌，居域當在彭縣灌縣山區。《山海經·海外南經》：「羽民國南有讙頭國、三苗國、哉國、不死民。」又「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娶淖子曰阿女生顓頊。黑水之間有不死之山。華山青水之東有肇山，有人名柏高，柏高上下於天。」此上下於天之大巫師（都鬼主），或是柏灌。蓋高山即灌山，柏子高即柏灌，即伯陵。柏灌即柏鸛，即鳥首人身的鸛頭（歡兜）。伯鸛為不死的羽民（神仙）。

　　《蜀王本紀》：「魚鳧田於湔山得仙，廟祀於湔。」《蜀志》：「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之立祠。」《南中八郡志》：「犍為（彭山）有魚鳧津，一名彭女津，在彭亡山南。」《溫江縣志》：「城北十里有魚鳧城，相傳為魚鳧王所都。」《成都記》：「古魚鳧國治導江縣。」「魚復」見於湖北沔陽、松滋（巴復村）。上溯入川有奉節、涪陵（巴涪）、合江（巴符）、南溪（魚鳧津）、樂山、彭山、夾江（魚涪津）、溫江（魚鳧城）。此十處命名同一來源，當即某族遷航之跡也。前已引《山海經》有魚鳧為顓頊後氐人巫師，青衣神（人）是巴蜀之神，是氐羌系為主的西南夷婚團。巴蜀之帝王（鬼主、渠帥、君師）有蠶叢、栢鸛、魚鳧、杜宇、鱉靈等王，又有蒲澤、滿干、景生等君。蜀王魚鳧、杜宇改漢姓「李」、本出於浮丘姓李。浮即巴，巴，賨李姓。故青衣一名可概稱蜀王婚團中氐與羌兩系。蜀中「李家道」約當於秦滅蜀（前329）至張陵建教（142）間的471年間。前為「開明龍虎道」，後為張陵「正一道」。

二、仙真、人物與道教

　　王家祐先生還撰有《真人史傳彙證》一文，對道教史上的一些仙真、人物，如西王母、黃帝、炎帝、洪崖先生、王方平、帛和、董奉、許邁、左慈、葛玄、鄭隱、葛洪等，均作過一番詳盡的考辨。其所用史料豐富，徵引廣博，運用考古、民族、民俗史的資料，將巴蜀古史與道教的起源綜合考辨，視野獨特，觀點新穎，言人之所不言，不乏真知卓見。

　　在考論西王母的信仰時，王家祐先生先後撰有《道教鳥母與昆侖山文化的探索》、《五嶽真形圖的傳授與昆侖金母》、《西王母與西貘》、《西王母昆侖山與西域古族文化》等文章，指出西王母是女仙之祖，她所住的昆侖山是神仙的始源地，又是黃帝所居。西王母之邦乃部族國名，一稱「西貘」。漢初集先秦事物之《爾雅》以「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大戴禮》以「舜時西王母獻白玉棺」；《穆天子傳》言「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漢武帝內傳》述漢武受經於西王母，完全構成了一部道教傳經儀式典籍。《尚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昔茅盈、王褒、張道陵，泊九聖七真，凡得道授書者，皆朝王母於昆陵之闕焉。」西王母之國是道經所出，有如印度為佛經所出。黃帝與西王貘同在昆侖山，則其書當與中國方塊字有關，應是漢字系統，中原漢族人乃能受其經傳。中國方塊字在秦統一文字前、各地區邦國多異體。現存勾嶁碑、三皇文、巴蜀方塊字（四川戰國銅兵上），道書中的天書雲篆等方塊字，今多不識。

　　西王母之國或作為仙人之西王母，至少存在有三種情況：（1）歷史傳說之西王母。周初的西王母，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證》指在今新疆範圍內，即《漢書·西域傳》之南道。但論其種族則引劉師培說：巴比侖古名Samas或為西貘之對音。西貘即白色的塞米人，即閃族；不是塞種。（2）道教神仙之金母，當由部族女王神化。（３）周穆王所到的西王母部族，又叫西貘，似在當時 「八駿」馬可到之處。若遠至帕來里高原或裏海，似不可能。若穆王與武帝所到西王母之邦，不是神話虛構，由周秦漢交通工具（馬）看來，應是黃河源昆侖山原，應在今四川、青海、甘肅邊境地區。在時間進程上，從黃帝、舜、崇伯禹、穆王、武帝……經歷約三千年的時間。西王母譯寫為貘、獏、嫫母，崇、濁、蒙、岷，地望當亦有自西而東的移徙。同居在昆侖山原（秦漢在巴顏喀喇山東支）的西王獏似為閃米人，軒轅氏似為黃種人。此黃帝、西貘本係黃白兩種族，但文化逐漸混而為之。西王母之姓或姓何、姓緱，但其部子孫多用「王」氏。王遠與王母之諸女皆王氏。魏晉人編撰的《漢武帝內傳》，已完全是降神的道教壇場法事。但《五嶽真形圖》、《靈飛六甲十二事》繫之於西王母與上元太真王夫人，是與岷山丹法大有關係的。出於峨眉或嵩山的《三皇經》，太真王夫人弟子馬鳴生，皆為青城神仙都會（岷山、蜀山）的仙緣道統。西王母傳於漢武帝的兩部仙經，涉及上清派許多名人。欒巴、封君達、左元放、葛孝先、李少君，皆與蜀山有關。

　　他尚對夏禹、文昌、財神、八仙、炳靈、五顯、赤帝、竹王、天蓬等道教諸神一一考辨，撰有《夏禹與道學》、《三教合一的典型神真———文昌帝君》、《梓潼神歷史探微》、《漫話財神趙公明》、《蜀中八仙考》、《宗教中的關羽》、《中國龍虎鳳文化考古新發現》等文章，推動了道教神仙信仰與神靈崇拜的研究。他指出：夏禹文化對中國道教有著深刻而廣泛的影響。歷代道教均尊崇大禹。天師道創始人張陵崇拜天、地、水三官，而大禹即為水官。中國古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國家政權形成於夏王朝，作為中國固有的傳統宗教———道教，其淵源應肇自夏禹時代。

　　在對張陵天師道的研究中，王家祐先生亦有許多新的發現。他認為張陵用符水咒法為人治病，創立天師道。其造作「符書」顯然不是以漢字為主的《老子五千文》或《太平經》，很可能是《正一盟威妙經》或《度人妙經》。張陵的天師道是黃老儒墨在巴蜀地區的土壤上開放的一枝奇花，是吸取了巴蜀族的原始巫術（鬼道）與地區傳統民俗而創成的。在建成天師正一教的過程中是有團結又有鬥爭的，這就是與巴人「五斗米道」的融合和改造，張陵在巴蜀巫道基礎上改造創立的天師道是真正的「道教」，而「五斗米道」只是構成漢族大集團中部分人民的（氐羌族系）原始宗教（道教的主根）。正因為張陵繼承了巴蜀的妖巫鬼道，又革新之，於是巴人的五斗米道發展成天師道，由巫鬼躍升為神仙，成為道教的主干。簡陽縣逍遙山石室遺留了漢安元年的「會仙友」三大字，資陽南市公社東漢岩墓出土了道教銅印，洪雅縣遺留了《米巫祭酒張普題字》，正式標志著天師正一道的成立。而道教與巴蜀的青羌關係相當密切，立在今四川蘆山縣的《樊敏碑》涉及「米巫」與“青羌”。碑文曰：「米巫凶虐，續蠢青羌，奸狡並起，陷附者眾。」樊敏精研「道度」，學法晏嬰與張良，接受宓犧、夏禹的文化傳統，但他是反“米巫”的。張陵祖世通婚巴人，而樊敏崇道度。

　　王家祐先生指出，張陵的天師道在團結巴漢人民上起著積極作用，隨著民族遷徙融台，影響也極深廣。青羌即青衣羌，漢代有青衣國在川南廣闊地區。四川的雅安、宜賓、滬州皆有青衣。青羌是氐羌系，是「青氐」的南遷者，即「乞姓」的「氐」。諸葛亮移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即來自雲南、川南，又稱為「叟兵」。漢晉時期的西南夷是：叟（蜀）、滇、青羌、彝（倮），它們與道教先源都有關係。明朱國禎《湧幢小品》云：崇諸葛亮擒孟獲，散青羌於五斗壩，此凌霄都蠻之自來。「都蠻」又稱「五斗團」。「都」當來自氐羌人的「神都」、「神荼」、「五荼」、「武都」。雲南之「五荼夷」實即經橫斷山脈南遷的 「武都夷」。巴人的鬼道，蜀人的仙道，經張陵改造成為道教的主幹「天師道」。

　　四川地區戰國土坑墓中出土的銅器上，常見一些個體或成組的圖像符號。個別陶紡輪上、木梳上、漆耳杯上也有圖像符號。此種圖像符號，已見的大約有單體符文百餘個，成組的聯文符圖有約二百個。雖然它們難於組成篇章詞句，但顯然是當時人們表達語意的特殊符號———圖像的語言，因命名為「巴蜀圖語」。對於這些特殊的圖像語言，王家祐先生亦作過深入的研究，並認為其與道教符箓雲篆有關。他說：「巴蜀圖語」可能與漢語中的許多吉祥圖語、納西族的東巴像形字一樣，都是氐羌族系物像成語的遺留。《太平經》中的漢字復文也可能就是這種復篆的漢字譯寫。巴蜀銅器上的組符（復箓）旁的刻文，則可能是讀韻的標音旁注。這種用圖像標志示意的慣用成語是由巫師（古代知識分子）或兼任巫師的「神王」（酋長、祭酒）來讀誦韻釋的。由於不是準確的辭句文章，而是僅具有暗示或啟示（占卜或預言）性質的圖像，所以解釋的伸縮性很大，可以隨巫師的具體需要而靈活變化。昆侖山及黃河源的神仙道教，原有圖箓，巴蜀方塊字也許就是昆侖與嶓塚山原（即崇山、蜀山、鐘山、岷山）的古文字，是蜀或「西陵氏」文化。後來應用於「蜀」巫、「五斗米道」及「鬼道」的種民 「天師」。這種方塊字引入古漢文中即成為四川地方「奇字」，故中原人不能識讀，因而漢字字典中多未收入。如《山海經》、《穆天子傳》、《太玄經》、《司馬相如賦》以及《道藏》中的部分奇怪字，都保留有「蜀文」遺風。這種蜀地像形字和秦篆交融後便成了《道藏》中的「天書」或「雲篆」。

　　近20年來三星堆考古發掘之展現，使王家祐先生認識到，道教文化之淵源當與夏禹有關。他說：三星堆鳳鳥文化正是西王貘女部文化，「禹學於西王國」，漢畫像磚西王母正是以鳥為使、龍（海）虎（山）為座，是山海神仙之母。搖錢樹源於桃都樹，即三星堆之神樹、扶桑、櫃格之松，皆通天之社樹。三星群神怪異多顏，有歐式之高鼻，有亞洲之寬鼻，大耳順風，筒眼奇目，「縱目」之祖，其目特異。學者以蜀為夏，實一族之分支。巴賨為道教種民（獠），《華陽國志》「雄長僰獠」。禹，西夷人也，又作僰（西僰）。成都桓侯祠巷所出成漢李氏墓中俑人之眼具甚特大廣目（大眼），實同於三星群巫之眼。幾千年來道民賨人特色之目似出一族。古之獠為僰獠或北獠，似別於南佬（寮），然李特引僚（佬）入蜀，獠佬有淵源乎？二十四治皆在獠區，洪雅、陵州、彭山等古獠區，或種民五斗米居地。青羌與獠又與岩墓族葬有關。三星堆文化之中的宗教內含極為豐富，值得深入探討。「祭祀神壇。這個三層神壇似與楚帛畫的天、人、地類同。是中國天人合一的根源。下層兩神獸既是獸又有翅尾，或是虎鳳復合體。中層花冠神巫是勾通天地的巫師。他們手握樹枝或與通天神樹有關？上層兩神鳥特立。人面及周圍的裝飾合成虎首（獸面紋）。最上層的虎面人似可聯繫荊州『大武（越）』銅戈上的珥蛇大巫師；琉璃閣戰國銅壺上的羽人。這一類形是中國神仙的共性。」

三、巴蜀地區的道教遺址、石刻造像

　　王家祐先生在道教研究領域中涉及的面頗廣，貢獻之一是關於宮觀與造像的研究。他對巴蜀地區的道教遺址、石刻造像作了全面系統的考察，撰寫了一批論文。他說：廣漢縣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巨大銅鑄神像，確證早在蜀王杜宇時（相當於商末周初），蜀地已形成高度的神靈信仰。巴蜀人祭祀三皇、五方龍神，蜀開明王朝有五色帝廟。巴蜀巫師使用著示意「符箓」、一種吉祥圖畫的「巴蜀圖語」，蜀王銅印上有祖妣祭酒圖像。巫山縣大溪出土的玉雕人面飾牌距今約五千年。商周兩代的廣漢玉器已很精美。廣漢縣和成都市區出土的商代立雕人像，是最早的雕像。戰國石鏡上浮雕了「開明獸」（白虎）。傳說的「金牛」與李冰「石犀」是雕獸。建寧元年造三神石人中的李冰立雕像高達3米。漢崖墓石刻圖像與畫像磚已采用了神仙西王母，伏羲女蝸等題材。最早的道教線刻則見於《北周強獨樂造像碑》下。嘉興元年（417）的維摩詰像見於蒲江縣。最早的執拂塵高冠的“神仙”則見於梁普通四年（532）康勝造像背面浮雕。

　　四川道教石雕現存者約起於隋朝，青城山天師洞內的張陵天師石雕像造於隋大業年間。天師像威嚴，左手掌直伸向外，掌中有「陽平治都功印」6字。廣元縣有道教神像（皇澤壽８號龕）一列共9軀。渠縣化佛岩有道像一列7軀。蒲江縣飛仙閣有道教天尊等像多龕，還有女仙楊正見成道浮雕。綿陽市西山觀玉女泉崖壁上有25龕道像，最大龕（25號）長2、58、高1、62米，老君與天尊並盤腿坐蓮台上，供養人分四列布於左右壁上，供養題名刻字有「上座楊大娘，錄事張大娘，王張釋迦，文妙法，雍法相……」、「上座騎都尉陳仁智，紫極宮三洞道士蒲衝虛，檢校本觀主三洞道士煉師陳……」另有題記刻字云： 「大業六年太歲庚午十二月廿八日。三洞道士黃法暾奉為存亡二世敬造（空一格）天尊像一龕供養。」此外尚有「成亨元年」、「咸通十二年」等題刻。綿陽富樂山小龕道像亦有「大業十年」題刻。綿州道士李榮有《道德經注》，漢州什邡縣「並是道民」，廣漢縣集靈觀有天尊真人石像大小萬餘軀，可見道教之盛。

　　劍閣鶴鳴山有道像5龕，3龕長生保命天尊像可代表唐代早中晚三期風格。此處造像題記有：「前刺史，賜紫金魚袋鄭國公尚玄元道…… 以命石工雕長生保命天尊像一軀……聖曆大中十一年丁醜歲（857）。」丹陵縣龍鵠山有道像30餘龕，道像高者約1米，小者僅0、3米。老君盤腿坐於束腰方台上，二真人、二侍童侍立。《龍鵠山成煉師植松柏碑》建於天寶九載（750），是女冠成無為綠化山林紀事。碑云：「女道仕成無為 ……仙師年逾知命而有少容，狀如廿許童子，蓋還丹卻病之功也。無欲無營，恆以功德為先；不濫不貪，特以長生為務。」丹陵成無為，蒲江楊正見皆著名女冠。安岳縣玄妙觀道教佛教造像最能說明唐朝道佛並重情況，造像精美繁麗可為道像代表佳作，造像列布於巨石包上，有造像約1250軀。

　　蒲江縣飛仙閣的百余龕唐宋摩崖造像中有多龕道教造像。第44號龕天尊像10軀並列，題刻云：「天尊一鋪，天寶九載五月。……臨邛郡白鶴現道士賈光宗造。」第74龕真人像側亦有刻云：「長樂祖尊像一龕。惟大唐開元廿八年（740）歲次庚辰十二月……」該縣可莫山還有道教主簿治教區遺跡及崖刻。仁壽縣牛角寨三寶龕有重要道教歷史題記云：「南竺觀記……夫三洞經符，道之綱記。了達則上聖可登，曉悟（則金）真斯涉。……大唐天寶八載……三洞道士楊行進，三洞女道士楊正真，三洞女道士楊正觀，真元守憲、進第、彥高（等）共造三寶像一龕。」第40龕正坐三清像，後立五真人，左壁有坐神及二童侍二真，右壁有《南竺觀記》刻字及女真五人，造於公元749年。第36龕並列27真仙。第44龕並列35真仙。第49龕造（中）老子，（左）孔子，（右）釋迦，是唐造三教龕。廣元縣、渠縣皆有諸仙列坐龕摩岩造像，巴中縣有唐《北龕老君影跡詩碑》，榮縣榮德山老君洞有老君石像，廣漢縣集靈觀有石雕道像。

　　此外，宋代道教摩崖造像以大足縣最為著名，既多且佳，造像尤為壯麗精美。如石門山聖府洞、炳靈龕、五顯大帝龕、玉皇龕、鬼子母龕，南山三清古洞、聖母龕、淑明皇後龕、紫微大帝、玉皇大帝，石篆山老君龕、九子母龕、文宣王與十哲造像。

　　明清造像分散較廣，主要有瀘縣玉蟾山的三官、三王、閻王、土地、山神、玉皇大帝、劉海戲蟾等，其中第70號玉皇大帝龕像高1、8米、寬1米，是明代造像的精品。安嶽縣三仙洞有17龕道像，題刻云：「三仙洞昔之龍門觀也。明天啟、萬歷間，邑人竇治軒建，道人李煥宗復鑿儒釋道三教合奉一堂。」安嶽赤雲公社華嚴洞門左「六臂觀音」後右手所執方印上刻有「仙佛合宗」四字。合川龍多山有明萬歷刻二仙傳道龕，又有道士陳福牒像。大足縣南山真武像（1號）為明造。灌縣青城山黃帝像，朝陽庵立雕道像似明造。營山景佛寺石雕站將部曹多是佛道合一。金章縣城廂明教寺原有明嘉靖石雕老子像。新都縣城隍廟石雕地獄人物是明或清造作。清代造道像以安岳石羊鎮毗盧洞玉皇龕、樂至縣崇教寺字庫道教人物較佳。大足縣寶頂有民國造老君、財神、山王土地、玉皇王母4龕道像。灌縣有張大千繪道像碑刻：王母、麻姑、花蕊夫人、張陵、張三豐、黃梁圖、絳巾圖７通。此外附於佛教造像的道教神像以大足寶頂山宋造臥佛前的玉皇及四輔神、臥佛上方王母及八天仙女為最精麗。梓潼縣臥龍山初唐佛龕內所立道教人物亦佳好。

　　正是基於對大量田野調查史料的詳盡占有與深刻的分析，王家祐先生對道教石刻造像的淵源、特徵及歷史地位進行了深入精微的探究，指出這些石刻造像源自古老的巴蜀文化，反映了道教在四川傳播與興盛的歷史。如安岳玄妙觀道教造像，有76個造像龕，4通唐碑，是現存唐代精致雕塑與碑刻文獻的珍品。它提供了唐代道教、道佛並重、地方神話傳說等重要實物數據，又是藝術考古的燦麗造作。巴蜀神話「九頭鳥」，是巴人祖先三皇兄弟九人的像徵，又是道教「人鳥山」傳說的具體物化。天寶七年唐碑刻文提供了李唐道教的珍貴史料，碑文講「道是盤古本□□□主」，又：「老子者，初為盤古。」此示唐皇室所崇「老子」之道，與苗瑤族系有關。又曰：「上道而輪，化生天地而生佛。」「元始化生三教聖人而生佛。」「道是三教祖也。」武曌《僧道並重敕》云：「老君化胡，典誥攸著。佛本因道而生。」與此皆三教合一說明證。碑文記述：「正一法王，古今相續。張、李、羅、王，名天之尊也。」這是四川正一道教的說法，教稱正一，天尊以張姓為首，也證實了道教在漢、唐皆以正一天師為主。

　　對於分布於巴蜀大地的眾多道教遺址、名山宮觀，先生亦十分關注，並多加考察，先後撰寫了《巍山祠廟記———附論南詔道教》、《玉局觀與青羊肆》、《青羊宮命名考》、《張陵居赤城渠亭山》、《江津朝元觀》、《道教鳥母與昆侖山文化的探索》、《西王母昆侖山與西域古族的文化》、《青城道教仙源錄》、《神仙洞府與洞天》、《青城山道教宮觀文化》、《武當山命名考異》、《彭縣三道治考》、《鵠鳴神山治考》等文章，把這些道教遺址、名山宮觀的歷史與現狀揭示得相當清楚。如對青城山道教的歷史考辨中，他認為其淵源自昆侖山金墉城（西王母所居），故青城山又有「神仙都會」之稱。青城又稱天谷，淵源自古崇伯鯀與崇伯禹的母系「西貘」族，故有麻姑、素女、玉女遺跡。這也是昆侖山派神仙的民族淵源。《山海經》「成都戴天之山」即今青城山。「成」是「成侯」族，「都」是兩水交彙處，「戴」是姓，廩君（巴族酋王）之先出自「巫戴（戴姓之巫師）」。這是開明代蜀國（公元前７至３世紀）的最初建國的山原。開明氏蜀國代替蜀杜宇王朝後，杜宇族亦隱避於青城天國山中。自唐玄宗手詔碑寫作「青城」以來，杜甫詩「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才有綠樹如雲，狀若城郭，故謂青城之說。山中道觀甚多，王家祐先生一一考之，有建福宮、天師洞、上清宮、圓明宮、玉清宮、真武宮及天國山、趙公山等山麓道教古跡。他說：青城山的考古課題是值得重視的。從新石器時代磨制石斧的發現，漢「冷風」碑，隋大業張天師雕像（天師洞），唐飛龍鐵鼎（唐代的不鏽鐵），宋皇甫坦墓碣，薛仙洞宋碑，宋飛天輪道藏記碑，唐宋窯址，都很為重要。

　　綜上所述，王家祐先生的道教研究，涉及面較廣，且多與巴蜀地方史、民族史、考古及民間信仰的探究緊密結合，其視角獨特，觀點新銳，精彩之處比比皆是。盡管一些結論尚待進一步研究，但他開闊的眼界及深遂的思維，仍為後學帶來許多珍貴的思想成果，引導人們去探究那未知的學術領域。

文章來源：李遠國，《宗教學研究》2013年第四期，謹此致謝！